整风运动的由来
整风运动是怎么来的呢？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因为要准备开七大了，陆陆续续从各根据地、解放区、白区回到延安很多人，这样就从上层开始整风，实际是要清算王明的问题，为七大的人事安排作准备。从上半年到十月份为止，主要在中央一层，参加的人数很少。由于进行整风运动，七大的会期就一直拖后。
那时,在我们这些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毛泽东很好，顶呱呱。到延安之前我们都读过他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延安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等，因此对他是十分崇拜的。他对整个抗日战争前途的分析，对过去共产党内、特别是军事方面作的总结，还有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对国民党的意见和中国的前途，等等，都是站得住的。除开毛泽东以外，在中央领导中，一般人对王明也还是有好感的。王明这个人是有些庸俗作风，我听说过开六中全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照片放大了很多，给那些头头脑脑送去，有些老红军也搞不清楚，收到照片还很高兴。他口才好，做报告不唸稿子，很容易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接受。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时，我听过他做形势的长报告（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王明当女大校长，讲马列主义，听的人很多，没有座位，都是站着听。我去听过一次，那是一九四零年的事情。不过我更喜欢听的还是陈云的课，他在马列学院讲党的建设。王明的威信高，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的那个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在延安印的，散发很广，很有影响。王明认为那是他的经典著作，反对立三路线，是对党的贡献。所以那时我们对王明虽然有一点点问号，但总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坏印象。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他的历史情况不清楚；对遵义会议的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错误，包括博古、洛甫，还有凯丰的问题，只知道他们那些人是从苏联回来的，觉得洛甫书生气多了一点，思想上并没有很大的障碍。到一九四零年为止，毛泽东的威信虽然很高，王明的也不低。
书记处在整风之前就是毛泽东、王明、洛甫（张闻天）、康生、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朱老总是挂在后面的，大概主要的就是这几个人，从苏联回来的人占优势，周恩来过去是跟着他们的。李维汉
（罗迈）那时是直接执行王明路线的，虽然已经不吃香了，但是还管边区，掌握着实权，后来才到中央研究院去了。毛泽东周围真正拥护他的有些什么人呢？只有次等人物胡乔木、张如心、陈伯达这样一批人。党的高层人物中，刘少奇在白区，朱老总刚回延安，他过去同毛有过斗争，也有矛盾，毛对他也不大看得起。王稼祥在，他对毛比较好一些。
丁东：任弼时在不在？
李：任弼时在，不过他过去也不同意毛打 AB 团，同王明他们那一伙有区别。因此，毛的威望虽然很高，但是在组织上、实权上，他并没有完全真正掌握，需要通过整风清理上层的问题，尤其是王明和周恩来的问题，从而树立自己在党内一贯是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使自己和周围拥护自己的人真正掌握起中央的领导权力。所以开始就是搞上层，我们这些中下层的人是谈不上的，没有我们什么事。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一样，就是号召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当时提出的整风，是所谓的整顿三风：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前两条主义是对着那些从苏联回来的人的，对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反对党八股还沾得上边。
为了整王明（和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确立自己在党内的正确路线和领袖地位，毛泽东早就让胡乔木编辑《六大以来》的文件，其中主要是左倾路线错误的文件，毛的正确路线的文章，还编有一本《六大以来文件选编》（范元甄当过校对），供高层领导阅读。
前几年我知道一件事，整风之前，毛泽东让邱会作到新四军交给刘少奇一封信，要刘回延安帮助他整王明和周恩来的问题，信让邱背下来，然后当面烧掉。刘是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回延安的。刘少奇有一篇批判党的左倾路线的长文，在他回延安之前，就由毛交《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关于上层整风，我还知道一件事。当时博古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他的秘书郇肇基是山东人，同金明在山东同坐过牢。日本投降后，他们俩人见面了，郇告诉金：他是康生派去监视博古的动静的。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省委工作时，金明是省委副书记，这是金特意告诉我的。
批判教条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博古，还有洛甫。洛甫当时是马列学院院长，批判他讲课的一套办法是照搬马列，教条的东西为多，对书本的东西比较有兴趣。博古也是，讲话、写文章总是从马克思、列宁的书里引经据典。那个时候洛甫在党内的地位比较高，比如，一九四零年一月我刚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提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后来全文刊登在当时名《中国文化》的刊物上，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出书时才改成《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个会上，洛甫也作了报告，他特别强调的是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自由其它的都谈不上。他的报告
也登在《中国文化》上。
上层整风，在清算、批判王明历史上的错误路线时，王明不服气，反戈一击，提出他在国外的表现不错，并强调他写的《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的提出，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至于苏区的工作没做好，与他无关，那是博古、洛甫、米夫他们的责任。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这一段的路线错误问题，王明认为，四中全会博古、洛甫是非法的，他们当时并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领导人，他还嘱咐过他们：将来进到中央苏区以后，你们不能够独霸天下……如何如何。这样一来就搞得非常复杂，毛泽东和任弼时找王明谈过很厉害的话以后，王就病倒了，那是十月份，大概是真病了。王于是表态：从
此以后服从毛泽东。这就没办法继续批斗了，只好把上层的清算历史问题停下来，将整风推向下层，搞全党整风。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随后在三月，又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那个报告我是亲耳听了的，讲得很厉害，把教条主义者形容得比杀猪的都不如，说猪会叫、还跑，但是他还可以把猪杀掉，教条主义者赶不上杀猪人；说读书是个很容易的事情，杀猪是个很难的事，讲得非常挖苦。当年是公开发表的，后来出《毛泽东选集》时，把这些话都删掉了。这样，两个报告发表之后，正式转为全党整风。
全党整风
全党整风在延安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层：高层中央、中层中级干部、基层一般干部，特别是老红军里面文化低的人。那时延安有两个人最被毛泽东欣赏，一个彭真，一个高岗，这两个人在抢救运动中表现得特别厉害。彭真是一九四一年从北方局回到延安的，除了担任实际负责的党校副校长，还接替陈云兼组织部长，红极一时。可能是由于对整风不太积极，陈云的组织部长那时被撤了（调西北财经管委会任贺龙的副职）。党校共约两千多人，这时变为五部。一部：省军级干部，有一、二百人吧，都集中到党校住起来；二部：边区干部；三部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界的人；还有四部、五部，是些文化程度更低一点的，主要是集中学习，便于整风。
整风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总学委：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五个人，毛泽东担任正职，康生副职，下分五个学委：中央党校系统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由李富春和康生负责，学校系统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军委系统由王稼祥和陈云负责。一直到抢救运动，都如此。现在很多人的文章把康生和毛分开，就像把文革中的四人帮同毛分开一样，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康生既是给毛出主意的人，也是毛的想法的直接执行者。康生的资格并不太老，是上海大学的，四中全会后的第二年进入中央，比王明稍晚些去了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王明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他是副团长。康生在莫斯科捧王明捧得很厉害，在共产国际把很多老党员当托派杀掉。但是回国后发现王明不行了，就很快彻底地倒向毛一边，狠批王明，得到了毛的信任。毛搞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都是他的一把刀子。
全党整风开始批判教条主义就很过分，《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很有代表性，即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胡乔木写的《教条与裤子》。我记得发表这篇社论的当天，博古的神色有点紧张，觉得这篇社论是公开对着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犯有左倾路线错误的人讲的，特别针对的是王明和他。社论中有这样的话：“教条主义一种是不按条件照搬，把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作风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运用，另外一种把特殊条件不适用的、一般条件的东西搬到特殊条件下来适用，城市革命搬到中国来。……他们安于做留声机，他们正是害怕改造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害怕承认自己的病症的缘故。要学游泳，大家要学游泳，但是他们不肯下水，不肯到水里面去，不到水里面去不能游泳呀。问题就是他们不肯脱掉裤子。裤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文章写得真是挖苦，乔木大概是根据毛跟他的谈话写的，写好后交毛改的。那时由毛授意，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很多，这篇文章大概是毛最得意的。文章还说：“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一定要割下来，大叫一通尾巴，就讲尾巴了，完事。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因为里面藏了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而且尾巴的粗细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总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延安的某些干部与名流难道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大师吗？他们现在真的是已经觉悟，已经转变，查有实据了吗？延安有许多机关不能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作风，已经开始消灭了吗？延安的党内与党外的关系，军队与民众、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各种干部、各种部门之间的关系，个人对组织、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的关系，这些关系里的缺点，已经开始认真纠正了吗？延安的文艺界、科学界、医药界历来存在不少不应有的内部纠纷，这些纠纷难道说是正确地解决了吗？党八股式的文章难道已经绝迹，充实生动的作品难道已经取而代之了吗？如果这些问题不曾实际解决或者说解决，那么毛泽东同志再报告他十天十夜，《解放日报》再继续写它一百篇社论，各个支部小组再开它一千次会来传达讨论，这不都是白费？还不都成了教条？有些好心的同志裤子是要脱，但是正在秘密地脱，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动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但是群众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监督者和审判者吗？共产党之所以区别于其它非群众性的党派，所以得到胜利的发展，难道不是群众的监督和审查的结果吗？”这篇文章当时的影响之大啊！它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公开挑明了上
层整风的重点就是王明、张闻天和博古等这些人，并且普遍性地扩展到各个机关的领导和它们的工作人员。那时延安有一个翻译集团，翻译马恩、列宁、斯大林全集，就是解放以后中央编译局的班底，主要是俄文，还有英文。延安还有个外国语学校。反教条主义时，把几个有名的翻译家都说成是洋教条的祖宗，像柯柏年、王思华这些人，王实味也属于翻译家。所有这些中性的人、中性的工作都被轻视，直到解放以后，翻译工作才比较正常。
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没有入党的，还不是 “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在中下层起初是以学习为主，学习的任务是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的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认为《联共党史》是百科全书。大家从过去讨论一些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即毛泽东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有一篇文章叫做作《反对自由主义》，那篇文章是源于张国焘的问题。因为斗争张国焘的时候，很多和他有老关系的人不肯出来反对，清算王明时也存在这个问题，就给这些人安了个名字叫做自由主义。但是那个时候主要是针对各单位领导提意见。由于各单位的工作性质不同，也不是一律都搞得那么厉害。我所在的《解放日报》跟中央研究院、
党校情况就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整天要出报纸，工作很紧张，没有时间多开会，给领导提意见。中央研究院那边的领导里面，洛甫下乡到晋西北搞调查去了，由李维汉主要负责。大家对范文澜没有意见，李维汉的作风有些霸道，意见就很多，也给陈伯达提意见。然后就在十一月底出了大墙报，王实味在上面发表了三篇文章，影响很大，研究院 95%的人拥护王实味，提出整风的领导机构要由群众大会选举，不能由上面来指派。闹得很厉害。萧军不是党员，也顶得特别厉害。那个时候延安90％以上都是新党员，青年知识分子占大多数，都不大知道天高地厚。
《轻骑队》这个墙报，应该说不完全是自发的，还是有所控制、有所领导的，胡乔木的《白求恩》一文就是在《轻骑队》上登出来的。那个墙报办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大砭沟，中央机关在杨家岭，边区政府在城南，离那里都较远，可是人们都来看墙报。有一天晚上，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提着马灯去看那期《轻骑队》，也没说有什么不好。所以，一九四一年底，还没有人把王实味当作一个敌对问题提出来。到了第二年——四二年三月底《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时，也只认为是个思想问题。但是高层中的一些人，特别是从前线回来的老同志，像贺龙、王震这些人，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反感得很。于是改版座谈会后就开始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平均主义，批判人性论，批得很厉害。
丁东：彭德怀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也是这个时候吗？
李：毛在庐山会议上还批过彭德怀：你搞自由、平等、博爱。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彭德怀在太行根据地给营、县级以上干部做
了一次报告，就如何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谈了七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谈到在敌后推行“三三制”政权（即成员中中共党员、进步群众、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这是当年党中央的决定），必须贯彻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彭德怀谈民主教育”的专访长
文。看到这篇长文后，六月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批评，彭没有回信。延安《解放日报》六月十四日纪念第二届联合国日的《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中，出现了一大段这样的话： “我们所说的民主教育，主要的应是为着动员人民争取抗战胜利，而不是为着反封建。”“你应该把这种教育安放在民族解放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现实基础上，而不应把这种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词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爱、文化与科学的发展等）的基础上。”我在《庐山会议实录》内，记录了毛泽东关于此事对彭的批评。
整风运动转入抢救运动
这种批评性的提意见的整风运动持续到一九四二年年底，十二月份召开了边区高干会，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问题，清算陕北的错误路线，就是郭洪涛和朱理治整刘志丹和高岗的历史事件。高干会一直开到四三年一月，康生在会上提出了肃反问题，作了个报告。当年的整风文件中，有《联共党史》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这就是“抢救运动”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报告，首次公开讲到了有内奸，讲到特务之多不足为怪，还谈了一条心、半条心、两条心的问题：半条心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思想没有入党；两条心是一定要解决的，要把坏人清除出去。说现在至少发现了两个人：吴奚如，王实味，他们就是敌对阶级派进来的。毛问：延安还有没有第三个王实味、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吴奚如？他还做了一个百分比的分析：在边区的党员里面， 40%是好的，50%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10%是坏蛋。他以这种比例来分析人事，历来如此。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成立了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任委员，刘少奇任主任。整风运动由此开始转向，逐渐演变成审干、抢救运动了。李富春有个讲话：我们要清洗内奸、清洗坏分子，把国民党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特务分子清洗出来；清洗出来以后重新说服他们，教育他们，争取他们。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抢救方针。
当时轰动延安的王实味问题，是怎么回事呢？王实味四一年向中央组织部写过报告，谈他在上海时同托派的关系，没有隐瞒。上海托派确实是有过一个中央，人不多，工人里面也有一些，上层就是王凡西、刘仁静、王独清他们，王独清是原来创作室的。后来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和托派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离开了，郑超麟等人继续搞了下去。王实味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在北大时和王凡西同学，都是三零、三一年的党员，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很好，自己也比较赞同托派的观点。中央研究院大斗王实味，把他的朋友潘方、宗铮夫妇（潘大概是美国回来的），王里、成全夫妇搞了出来。一九四二年中央机关精简时，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副主任陈伯达。一批文化高的知识分子都被调入，如许立群、周太和、邓力群等，王、成也在内。王里就是王汝琪，成全就是陈传纲，后来当过复旦大学的副校长（陈四益写过一篇关于陈的文章《传纲之死》，收在《臆说前辈》一书中）。他们都是三八年的党员，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康生很鬼，搞了阴谋手段。开始是斗王实味，拉潘方和他的夫人宗铮，不斗他们俩，让他们来揭发王实味，说在王实味的问题上，你们还是好的。使用这个手法。中央研究院的人不是向陈伯达提意见吗？就发动王里、成全给陈伯达提意见，我的前妻范元甄那时给我讲过这个情况。中央研究院为陈伯达开过五、六次会，这个人的作风不好，有很多弱点，大家讨厌他，意见很多，批得很厉害，范元甄也提了意见，王里、成全当然更厉害，把陈伯达贬得很低，后来就提出让陈伯达离开政治研究室。康生对陈说：“你别管，你让他们去提。”提到最后，让这些人都暴露后，康生就说：好，你们同王实味是一伙。康生就搞这种阴谋。这样，这五个人就变成个反党集团，成了个很大的案子。我在组织部任职时看到过有关材料，这些确实同康生有关。这个案子到了八四年才作结论。当时王里的问题之一是她的堂兄王昆仑，那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所以康生说她是被王昆仑派进来的特务。王昆仑一九八五年去世时公布了他的真实身份，一九三三年就是中共秘密党员了。这是多荒唐的事情！一九九零年九、十月间，我与王汝琪同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病房看她，她告诉我，从悼词中才知道堂兄是老党员，可他们的案子一九八二年才平反。王于十月五日去世。
王实味后来坦白的真情是：他翻译过《托洛斯基传》中的两章，还翻译过《列宁遗嘱》；在延安，在朋友、同事们中间，他都谈过斯大林脾气不好，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这几个与列宁同一代的人，对斯大林很不满意。这些话那个时候都被认为是托派言论。托派这个问题，当年完全接受了苏联的提法和政策，而且认为托派和汉奸是一回事。鲁迅不是有篇谈托洛茨斯的文章吗，鲁迅那时也是上了当的。那个时候托派是最坏的，前面讲过，山东就有过杀“托派”的“湖西事件”，一九三八年同我一起在徐州工作的王文彬被打成“托派”头目。如果我留在山东，也一定被杀掉了。这个所谓中国的托派问题，安子文跟我谈过，根本没有什么名堂。中国托派创建人刘仁静（按：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青的一个，当时仅十九岁）跟他谈过，数量上顶多也就是百多人，有一些上海工人，上层没有几个人，都是反斯大林的，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一九五二、五三年，把郑超麟那些托派全部抓了起来，也就是几十个人。西安事变帮助张学良的黎天才等人，都被当托派关起来，一直关死。
抢救运动开始的著名案件
张克勤事件推动了抢救运动。张克勤的父母是甘肃党的老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大概变节了。甘肃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负责，半公开。领导过甘肃党的人有杨静仁（回族），还有湖南的张杰，当过书记。一九三八年张克勤作为年青人被派到延安西北公学受训，这是社会部训练情报工作人员的机构。写小说的柯蓝也在西北公学呆过。碰巧延安发现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刊物上公布了一个名单，其中也有一个叫张克勤的，这时又有人坦白揭发他一些什么，让康生发现了，就逼供、刑审。当时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后来写的回忆录《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中，记述了对张克勤的审问。审问的第一天，一个蜡烛点完了，毫无结果。汪东兴认为，按他在根据地保卫工作的经验，应该继续搞下去。第二天就又接着审，追问他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的父亲同国民党的关系。张克勤仍然比较镇静，但也渐渐有些应付不了了。几个审讯人员就分成两班，吴德和汪东兴一班，李逸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班，不让张克勤睡觉，他们轮流审讯，轮流休息。到第三天天快亮的时候，蜡烛用完了，张克勤还是没有交待，他们就给李克农打电话，说最好休息一下，再继续审。李克农说：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你们怎么能休息呢？洋蜡没了，我叫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洋蜡去。就这样接着审下去，到了凌晨五点，张克勤逼得编出坦白交待他的父亲是中医，给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看病，经这个大官的介绍不但参加了国民党，还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他自己也加入了特务组织，说他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收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承认甘肃地下党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一下交待出十几个人。交待完，哭了一场。张克勤那时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娃娃。康生知道了欣喜若狂，就照他的口供搞出个甘肃红旗党来，还跑到西北公学做了个报告，教训说：你们说延安不会有特务，麻木不仁，张克勤证明了确实有特务。还说，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有了。还说：有的人认为运动应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还要继续深入下去，没有审查的干部都要审查，人人要接受审查，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报告后来印成文件发到各个单位，发到各个根据地，把张克勤当成一个典型，给他戴红花，骑大马，让他到处去作报告。他就痛哭流涕地讲述自己是如何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又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来搞特务活动，说自己如何上当受骗，感谢组织对自己的挽救，愿意重新做人。后来让他到绥德师范去讲，结果那个学校二百多十三、四岁的娃娃学生都上台乱坦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说自己是特务，80%的学生都成了特务。七月份的《延河日报》登了这事，大概延安县里面也开坦白大会，边区的农民党员只有两千多人，一个县一坦白就是一、两千人。《解放日报》的情况我不清楚，据说人人都挨斗，一斗就坦白，机关里搞出百分之八、九十的特务。杨家岭开斗争、坦白大会，把柯庆施斗了，柯庆施那时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斗了他一个通宵没结果，又把他放了，可是他的老婆被逼得自杀了。后来很多人就学张克勤的样子，一开会就坦白，坦白了就能吃一顿好饭，庸俗到那个程度。曾任甘肃党的书记的孙作宾大概是一九三九年调到延安的，被作为甘肃红旗党抓起来，一九四三年后在保安处，我曾和他关在一个窑洞。他最近出了一本《孙作宾传记》，送了我一本。
中央党校则出了个吴奚如问题。吴奚如是一九二四、二五年时期的中共党员，很老的同志，担任过黄埔军校一个特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吴奚如能写小说、写文章，参加过左联的初期活动，后来一直在潘汉年的系统里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这种党在国民党里的工作，是由周恩来单线指挥的。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吴奚如是新四军的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事变之后，历尽艰难，千辛万苦地跑了出来。有很多人都是那样，项英也是乱时跑出来的，那完全可能，单个的都跑出来了。吴奚如跑到离重庆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县的时候，已经很狼狈了，恰巧碰到了黄埔时期的一个同事或者一个学生，那个人当时是国民党的少将，思想可能比较中立，而且对国民党刚刚发动的皖南事变并不满意，就请吴吃饭，还给了些钱。这种事在旧社会合乎常情，人性都是念旧的。吴奚如随后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可能还是七大代表，当年在党校一部的基本都是七大代表）。他把这些事情写成一个半小说、半回忆录的两万字文章《一个艰苦的旅程》，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其实这本身就说明他没有问题，假如他已经叛变了的话，怎么可能干这种蠢事呢？中央研究院搞出王实味的事件后，康生就把吴奚如抓了起来，刑讯、逼供，认为他在皖南事变中被捕过，是叛变后被国民党派进延安来当特务的。结果吴奚如案件引起党校一部大搞抢救，扯出了四川党的问题。那时，不管是被迫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凡是曾经离开过党、脱离了党，或者是与国民党有过什么接触的老同志，通通受到怀疑。周凤平是四川党的省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过，受刑打断过肋骨，也被怀疑了。他的老婆很糟糕，反过来咬了他，他就自杀了。周凤平自杀以后就抢救张宣。
张宣是一九四一年到延安的，在西北党校当文化教员，解放后当过西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年纪可能比我大一、两岁，现在还在西安。因为他也在四川地下党担任过县、地委一级的工作，周凤平死了，就从他那里继续搞四川党的问题。那是四二年的四月初，公开抢救的，派了中央党校一个支部的负责人张平化、孙志远去抢救，在窑洞前面的空场召开全校大会。张平化一开口石破天惊：“今天大会要揭露一个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张宣。”接着孙志远讲话，介绍张宣十几年的特务历史和罪恶，其实他那时才二十七岁。简直是晴天霹雳。张宣住的窑洞被彻底搜查了，东西都被搜走了，他走到哪儿都有带枪的便衣跟着。晚上被带到旁边的一个窑洞，张平化说，党的精神是治病救人，即使是国民党特务也在挽救之列，你白天在大会上不坦白，现在组成个突击队来帮助你，你不坦白我们绝不罢休。他们同他谈了三天三夜，张宣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就又开大会批斗，一直不让他睡觉。不管怎么斗，张宣就是不承认。到了第六天还是第七天，高岗来了，开大会时，高岗把脚往凳子上一踩，拿着帽子直搧： “张宣，你不但是特务，还是军事特务！”反正骂得很厉害。张宣就说：“我交待。”交待一件什么事呢，有一次他带了一封介绍党的关系的介绍信，把信放在裤头的小口袋里，外面还有长裤，结果到公共厕所去解手时，一不小心，把介绍信掉到茅坑里冲走了。这事其实以前他在党的生活会上已经反反复复地讲过了。“啊！”高岗听了一拍桌子说：“胡说，你不要欺负我们陕北土包子，我高岗也去过许多大城市，西安也去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短裤里面还有什么口袋。你这个特务骗得了谁？”当场有几百人，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浙江口音： “报告高司令，我知道，有的贴身短裤是有口袋的。”高岗转过头来问：“你怎么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就说：“我叫朱 X 忠，十五班的学员，我穿过有口袋的短裤。”把高岗顶得没话说。结果这个同志当晚也被抓了起来。大会斗到第八天，张宣实在没有办法，就照他们讲的口供承认了。晚上给他送小灶伙食，有炒肉丝、大米饭、鸡蛋汤。过了几天，他一想不对头，又写了一封信翻案，说我那个交待是不对的，共产党在党内不能够这么干。最后就把他抓到保安处关了起来，大概比我早几个月。张宣解放后被汪锋整得很厉害，汪锋在新疆当过书记，记得一九四二年三月《解放日报》刊登了张宣的一封很有影响的读者来信，谈到民主和当时延安存在的一些问题，当时博古也很欣赏。张宣最近写了一本很好的书。
曾志后来被抢救也是四川党的问题。康生抢救的红旗党，包括南方局全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以及甘肃、陕西，没有哪一个省没有被牵连到，都认为是国民党管的红旗党。党校一部就新开了几个窑洞，在山沟沟的里边，将七十几个“红旗党的特务”关在里面，外面有卫兵把守。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红旗党”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抢救运动的外部原因
除了内部搞出的这些事情，整风演变成抢救运动也还有外部的原因。那时国民党的戴笠在关中办了个什么青年干部训练班，是训练搞情报工作的。一九四二年底、四三年初从延安和国民党交界的地方打进来大概四十六、七人，有一个人进了鲁艺，有三个进了军委第二局，就是总参搞情报的部门，还带了一部电台进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自首，这批人很快就被我们抓住了，抓住后这些人就坦白了。在这之前，胡宗南也曾派过一些人打进边区，同戴笠的人不同，不是秘密打入共产党的机关内部，而是用的公开的名义。那时候延安县还有个空头的国民党县政府，还有国民党办的政府的邮政局，胡宗南派到延安的人进的是这些地方，根本开展不了什么活动，不久就都回去了，所以戴笠才又派了他训练的年青人进来。这个案子，康生向毛泽东一报告，使毛产生了一个什么不好的想法呢？就是这批人都是年青人，有文化、有知识，而延安已有人员中的 90%也都是来自大后方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就紧张了。再加上四三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可能要派一个人来，姓郭，是一九二一年的党员，后来脱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国民党常常派一些跟我们党有过关系的人到延安来做统战工作。因为已经搞出了王实味的五人集团，还有什么红旗党，怕这个姓郭的来了会跟边区的特务联系。所以这些外部因素与前面所说的内部因素凑在一起，让康生一煽唬，毛泽东就决定将整风运动转成抢救运动，认为必须审查干部，而审查干部的重点是那些外来的青年。认为在各个系统、各个部门这类人很多，已经进入到党的内层来了。康生的理论就是整风必须审干，审干就必须肃反，再往后，就变成特务如麻这么一种概念了。
抢救运动迅速扩大
当时师哲在延安保安处工作，逮捕人的事由保安处管，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是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开始的，他是在那天收到的逮捕名单。王实味五人集团的所有成员都是四月一日晚上抓的，我也是四月一日晚上被抓的，那一晚共抓了二百多人，陕北公学、西北公学、延安女大、鲁艺，是几个大重点。被抓的人分关在两个地方：保安处和枣园。枣园就是康生的中央社会部管的西北公学。保安处关的人多一点。
丁东：保安处和社会部的分工是什么呢？
李：社会部是党的社会部，保安处是边区政府的保安处，保安处归社会部管，就像现在的公安局一样，党政不分的。抓人由社会部领导。
我被抓是怎么回事呢？我武汉大学的同学魏泽同进延安前是成都市委书记，当时在党校一部由于四川党问题被抓了起来。逼供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咬了我，说我是他的上级。这是一九四二年年底发生的事，当时博古和陆定一、余光生三人找我谈了一个通夜，也就没事了。我还是照样工作，照样当我的编辑部支部书记，这很可能是博古过去对我有认识，即使有些怀疑，也没有到了不得的程度。可是抢救运动一来，就顶不住了。
抢救运动后来迅速扩大到那样的程度，还有一个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即一九四三年的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共产国际解散，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来说是件好事情，毛从此就解放了，从思想到组织都解放了，没有什么能约束他的了。但是国民党利用了这个信息搞反共高潮，在西安搞了几个公开的座谈会，在报纸上发表宣言，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像共产国际一样自动取消，等等，在国民党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丁东：这是抓人之后的事吧？
李：是抓人之后的事情。而且这时据我们情报部门讲，胡宗南从
山西调了些部队过河，已经到了边区边境，把边区包围起来了。所以延安很紧张。这样，在六月份，康生作了抢救运动的大报告，抢救运动迅速扩大，开始大搞逼供信。
我在保安处的经历
丁东：当时把您关到保安处之后，生活待遇怎么样呢？
李：谈谈保安处吧。吃饭还是同在外面的人一样，小米饭吃得饱，菜也是一样的，没问题。但是别的方面就不行了，不如秦城。秦
城一个人一个监房，有木板床，发衣服、被子，还有卫生间。保安处没有床，在地上铺些草，人就睡在地上，衣服、被子是自己从机关拿去的。一个瓦罐桶放在墙角，大家都在里面尿尿。每天放一次风出去大便，活动几分钟。关在同一窑洞里面的人互相之间只有号码，即使是认识的，也只能叫号码不能叫名字，不能告诉别人自己的姓名。文化大革命关在秦城的时候，也是只有号码，没有名字，我的号码是 67126（67 是一九六七年，1 是专案一办，26 大概是这年关进来的第二十六个人）。保安处提审的时候，窑洞里的人都要把脑袋蒙住，因为不能让我们从窑洞门的通风口看见别的窑洞关的是什么人。不过窑洞里面的思想是相当活跃的，可以自由交换意见。
丁东：延安地方不大，互相都认识吧？李：是，认识的人居多。
丁东：当时你们几个人关一个窑洞？
李：最开始进去时，第一、二个晚上就我一个人，以后进来的人
越来越多，最多时一个小窑洞睡七、八个人，一般是五、六个人。窑洞没有窗户，只有窑洞门上一个通风口，一次因为人住得太多，半夜觉得喘不过气来，大家赶紧爬起来，拼命向通风口搧风，让空气流通起来，才保住了性命。
曾跟我关在同一个窑洞的熟人里面有：吴波，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孙作宾，担任过甘肃和青海的省委书记；闫子祥，担任过建设部副部长，二九年的党员；林里夫，进延安前是上海地下党武委会的党组书记，上海地下党中央被破坏后，他没有被捕，因此一进延安就被康生怀疑，立即抓了起来，是个老号，关了七年，手被手铐铐烂了；常流，当过水电总局副局长；黄大明，中央大学毕业的，后在浙江工作；等等。有名人物还有钱维仁，学工的，一进延安就当公路局长，被怀疑抓了起来；蔡子伟，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原来西北的老人，是高岗他们搞的托派张慕陶一案关进去的，北方党的关系，非常复杂。那时候内部有个刊物《共产党人》，已经刊登枪毙钱维仁和蔡子伟了。还有后来新华社的方实，我们没有关过一个窑洞，他原来在边区交际处工作，整风开始他是组长，很被信任，突然有一天交际处处长金城（金城是金树望的哥哥，早已去世）交给他一份电报，说要把他调到晋西北去，须立即住到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方实就背上行李去了，走到半路，陪行的人说马要喂料，把他骗到保安处关了起来。到了那里，保安处的人对他说：“你有严重的问题要交待。”方哈哈大笑：“我有什么严重问题？”在保安处窑洞里他和一个老头住在一起，这个老头讲他是东北来的，原来在共产国际搞刑法工作，一九三八年就被关进来了。这个老头让他做长期准备，告诉他：审训的时候，屁股坐到地下不准你动，屁股会坐烂的，你要在棉裤屁股那个地方多塞一点棉花。跟我同窑洞关的还有蒋齐生，后来是新华社有名的摄影记者，他告诉我他是由于同名，国民党里面有个什么人也叫蒋齐生，三九年就把他抓了起来。蒋齐生和他的夫人是一九三八年到的延安，夫人怀了孕，他就让夫人回成都家里生孩子。孩子出生后他夫人就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组织上这时告诉他的夫人：蒋齐生淹死了。这样她在重庆办事处经人介绍，和一个打仗失去一条腿的老干部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孩子，四四年一起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军委。蒋齐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以后被放出来的，出来后到了新华社。一天他到新市场去买东西，一眼看见了他夫人，二人相认，才说清楚是怎么回事，非常痛苦，要求复婚。但是军委不同意，蒋齐生的夫人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求复婚。后来叶剑英给她做工作，也不行。这样两个人复了婚，那个老干部就离开了。蒋齐生是个非常内向的人，这件事是后来方实告诉我的。
还有两个窑洞是关押最厉害的特号的，周建南住过特号，那里每顿饭只给平平的一碗小米饭，饿得肚子咕咕叫，饿了一个多月，才放出来住进我们的一般窑洞。
对犯人的审问，一般用各种刑法逼供，有的还长期戴脚镣、手铐。有个日本留学生金浪白，东北人，我记得他被审问的时间最长，有十五天十五夜，不让睡觉。康生是从苏联回来的，几天几夜不让睡觉是他从那儿学来的，不让你休息，让你神经错乱，这样就会坦白、讲真话。那个时候谭力夫的父亲谭政文也在保安处工作，他是从江西出来的，还写了一本相当唯心主义的书《审训学》，我们当然没有看到，是社会部系统内部的东西。毛在江西肃反也是刑审搞逼供信。苏联杀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一批一批地杀人，多少还走个法律手续的过场，你在法庭上承认后，把你杀掉。希特勒审判季米特洛夫也有法庭，季米特洛夫没有承认，希特勒也并没有搞逼供信让他承认，还是把季米特洛夫放了。我们就是搞逼供信，越认为是要案要犯，就越是厉害，时间越长。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七月份，外面开始搞群众运动大抢救，保安处内部也改成开大会的形式，把窑洞门都打开，开大会抢救，动员上台坦白。我看到何群波、武衡他们，这才知道他们也进来了。
有个女孩子原来是武汉的中学生，上台坦白承认自己是特务，说李锐也是特务。她知道我是武汉秘密学联的头头，就咬了我，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于是就立刻把我也弄到台上去，搞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说：“好，好，我有问题，我有问题。”我在保安处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有问题。”那时只要你表了态就让你下来，搞得那么荒唐、荒谬。
丁东：是不是因为边区被国民党包围，有一种恐惧心理，特别容易导致一种互相残杀？
李：不，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产物，绝对忠诚，服从党，党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当然有一些人是投机取巧，自己承认后积极斗
争别人，后来毛泽东搞的运动中这种人越来越多。那时居然还出现一种叫做分析特务的称号，就是你做的事情，客观地分析出来，就是特务行为，到这个程度。于是有的人在个别审问时，他没有承认，搞大抢救的时候，他似乎一下子觉悟起来，就坦白了，承认自己也是特务。
在保安处审问我的人叫王蓒，是保安处的一个科长。他在文革初期是江苏省委的负责人，管公检法系统的，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有意见，自杀了。他的夫人是我二姐的同班同学，在延安我们都见过。因为我一直什么都不承认，搞得他发脾气打了我一耳光。总的来说，也许因为他夫人的关系，对我的刑罚还比较简单，一个是站，立正站着，不许动；还有就是坐矮板凳，时间稍长腿就肿了。审问的时候，陪审人员持枪昼夜轮班监视，不许动，眼睛也不许眨。审了我五天五夜，什么东西也没有承认就放过去了。有个叫陈新的和我关在一个窑洞，是所谓河南党的问题。我五天五夜回来以后，他跟我说，把他绑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还坐老虎凳、戴脚镣，比我厉害多了。
帅大姐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刑，也被灌过辣椒水，牙齿被打光，什么也不说。就是因为她的坚贞不屈，国民党从此对共产党囚犯改为搞反省院这一套了。而我们在苏维埃内战时期， 对自己人搞“肃反”，从打 AB 团起就用刑，一用刑，就被迫招供、承认，一承认，就杀头。内战时期种种“肃反”，共杀了十万人！毛泽东总结了苏区 “肃反”的教训，延安抢救运动时十条方针，其中之一是：一个不杀，所以死人不多。西方当然也有刑法，但是中国恐怕是登峰造极，自古以来就有，帝王、皇家的统治有，农民运动也有，都用刑。
四月一日和我一起被抓的有一对夫妇——高梅、马彬；还有一个叫陈楚平的女同志，一九三八年刚到延安时就受诬陷，被边区保安处关押审查，一九四二年无罪释放，这时又被关了起来。她后来担任过邓颖超的秘书，八十年代任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组的组长。她的外甥女陈双璧在中央组织部，是帅大姐在世时的秘书，陈四益是她的弟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国民党的学校里呆过。国民党那时在南京办了个中央政治学校，专门培养党务干部，高中毕业才能考进去，但是不用交费，进这个学校的学生一般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差。马彬和陈楚平都在那里学习过，由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了。在国民党呆过，当然不被信任，要受到怀疑。
周建南也是这个问题。我记得好像是他在交大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或是外围的什么组织活动，他是一九三七年到延安的，来了以后就对他怀疑，不被信任。一九三九年八月他被派到重庆做统战工作，后来又再度进延安，碰到抢救，就把他关起来了。进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凡是同国民党沾过边的都不行，都要被怀疑。
那个时候连张学良都反对蒋介石，要求参加共产党。张学良何许人也？是大军阀的儿子，是在军阀队伍里成长起来的，掌握了很大的兵权。这么顶尖的人物，拿枪打过我们的，他都过来，为什么对在国民党学校、机构里呆过的自己人那么怀疑？
丁东：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本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他自己不是还当过国民党的部长吗？
李：确实很奇怪。
抢救运动几例
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志袁学之写了一本回忆录。他是安源工人，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的红军，打仗时曾被国民党俘虏了，继续当兵。后来在国民党的部队里面组织了几条枪，打仗时，带领一个班跑回红军队伍来。抗战初期地下党时，他在湖南工作过，以后到了延安，还当了七大代表。抢救运动中也被抓了起来，被关在枣园。从他和曾志两人写的回忆录看，枣园和保安处的情况很不一样，比搞我们厉害多了。在保安处，有正式的审问人员审问我们，而枣园那里没有，让关在那里的七十几个人互相斗。比如四个人关在一起，让其中的三个人逼一个人，说：你就是特务，你坦白，把你的真实历史讲出来。厉害的有把别人的耳朵咬掉，甚至把肉咬得一块吃掉，就这么干。曾志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审问，最长一次搞了两个礼拜。是什么原因呢？她在福建、苏区边沿上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离开过党，还被捕过一次。但是她什么也没有承认，绝对没有承认。现在住在我楼上的邻居金树望（在延安名王闻远）、王遵笈夫妇，都是一九三八年关进去的“老号”。金是一九二九年的党员，只是一个同姓名的嫌疑者，关错了，不愿改错而关下去。王是王克敏14的侄女，在天津读书时参加过民先队，一九三八年一月刚到延安就关起来了，但是什么证据也没有，就威胁她，放两条蛇在窑洞里。
另外有一个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危拱之，她是叶（剑英）帅在苏区 时候的夫人，长征时离婚了。
王克敏（1876－1945）浙江杭州人，字叔鲁。曾经中过举人。1917 年段祺瑞执政期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此后三度出任财政部长。1927 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发布通缉令抓拿王，遂逃往大连。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王于该年 12 月 14 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一职，1940 年 3 月该“临时政府”并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王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又任南京国民政府内务总署督办、中央政治委员等要职。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之后，王被重庆的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同年 12 月 25 日死于狱中。
因为抗战初期当过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就说她是河南红旗党，抓起来。危拱之一被逼，就精神错乱，乱讲起来了。日本投降以后，我在热河工作时，她在热河一个地委当过副书记，解放以后神经一直没有恢复正常，文革初期去世了。危拱之是湖南人，大革命时就入党了，很老的党员。连这样经历过长征的老党员也一样挨抢救，一样不被信任。
我的一个老朋友杨第甫，在延安时虽然没有被打成特务，但是也挨了斗。那个咬我的魏泽同是关在枣园的七十个人里面的，把杨第甫也咬了。他为什么咬杨第甫呢？杨第甫和他是坐一个车进延安的，到延安后在党校一部一起学习。他后来对杨第甫说：我们一起进延安的，都一样，你没有事，好好地在那里学习，我他妈的在这里受罪。于是就咬了杨一下。
还有武竞天，解放以后当过铁道部副部长。延安国民党的邮政局长是他的老同学，帮他寄过信，转过什么邮包，就被康生怀疑成特务抓起来。因为他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外国人学过外语，就怀疑他是意大利特务，如此荒唐。武竞天那个时候是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啊！
武衡那时在自然科学院教书，院长是徐（特立)老，李鹏他们那批小孩那时都在自然科学院办的小学念书，于光远也在里面教过书。自然科学院的抢救运动由陈伯村管，陈文革后在电力部当过副部长，原来就住在我的楼上，跟我的关系满好，两口子都已经去世了。他那时在西北局组织部负责，被派到自然科学院去抢救，把武衡弄到保安处关起来。武衡还算好，大概也就搞了两天两夜，什么也没有承认。我的武大同学莊湘，也在科学院教书，抢救时自杀了。
徐向前当时是绥德抗大的校长，那时抗大可能有上千人。徐向前肃反的时候在鄂豫皖，同张国焘一起。他的夫人及其一家兄弟姐妹五个人参加了革命，一九二九年在鄂豫皖的一次大肃反中，他的夫人被张国焘杀掉了，徐向前因此对抢救不积极。陈毅的夫人也是被杀掉了的，那是江西打 AB 团时，毛泽东肃反方针的直接执行者李韶九干的，此人没有长征。抗战初期黄克诚见到陈毅，就问李韶九怎样了？
陈说：我把他杀掉了。四三年，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负责人黄志勇是个搞逼供信的专家（在热河时我认识），他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发号施令，大抓“红旗党”，推行抢救失足者那一套，大会报告，集体坦白，示范坦白，个别谈话，五分钟劝说，集体劝说，那个集体劝说动手的也有。还有所谓“抓水萝卜”，因为水萝卜皮是红的，瓤是白的，就像伪装的特务。花样很多，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一批一批人叫到台上站好，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这样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 602 人，占全校排级以上学员总数的57.2%。干部队伍共有 496 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 373 人，占 75%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前些日子，原来电力部时的电力总局副局长何群勃来找我，他是九级干部，一直管火电的，东北人，东北大学学电机、机械出身，自己能动手操作，很聪明的一个人。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青训班第一期到了延安，一九四二年就关进保安处了。延安那时有个自然科学研究会，关进去前何群勃管那个会。我问他是怎么被关进去的？他说有人咬了他，被当成重大案件，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抓进去后，他属最重的案情，同时还有一个边区政府的工程处长赵一峰也是重案犯，都戴脚镣手铐，大概在四三年大抢救之前，何被假枪毙过一次。以前审问他时，审案人员曾经警告过他：“不坦白就枪毙你！”那天把他拉出去，他以为这次是要枪毙他了，就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被拉到一个地方，左右两边各站八个人，拿着枪，拿着刀，前面一个桌子，桌子上放着酒菜，康生坐在旁边，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审问，让他最后交待。正在审问的过程中，有个人骑着马送来张条子，传达毛泽东“一个不杀”的指示。此前在边区政府开会，高岗宣布过要杀人。大概那个条子保住了何群勃的命，不过也可能就是吓唬、吓唬他。乱搞到这个程度！我问他被审了多长时间，他告诉我是五天五夜，和我一样。他说到了第五夜时已经不行了，他们要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乱七八糟讲了些东西。后来让睡觉，休息过来，他就把供词翻掉了。这样一来就再审问，审问人员打他的耳光，他没有再乱讲过一句话。
再比如吴波，为什么关呢？是由于南汉宸的关系。南汉宸一直被党派在杨虎城那里，是杨的高级参谋。吴波跟随南汉宸工作。国民党有一次派人去西藏，吴波也跟去过西藏。南汉宸那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吴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秘书主任，他原来在第十八集团野战军政治部统战部工作，后奉调到延安。整吴波其实是为了整南汉宸，想从吴波那里突破，搞到南汉宸的材料。
解放后还有潘汉年的案子，潘汉年虽然没有在国民党直接做过高官，但是是搞重要情报的。就是因为他见过汪精卫，汪精卫的一个搞情报的头头李士群原来是共产党叛变了的，后来又当了日本特务，和潘汉年有关系。那个时候如此地怀疑一切，在党内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据当年在马列学院当支部书记的王世英回忆，他那时负责审查干部，需要填履历表。一九四零年六月，马列学院有二百九十一名抗战后入党的党员，个人履历前后表册填写一致的只有一百零三人，占总数的 33%，其他的三分之二经过了无数次的教育、解释，才补写了自己的真实历史履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党内的成份论，那时中国社会非常复杂，国民党、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所谓干干净净，从未沾过共产党以外边的人。只要沾了一点国民党的边就被怀疑。谁敢如实地填写？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国民党区来的新党员。于是就形成了越是害怕、越会隐瞒，越是隐瞒、越说不清楚的现象。就是资格很老的同志，也不免会犯过这样、那样的所谓错误，或者丢失过组织关系，过去没有讲，现在讲了怕引起党对自己的怀疑，首鼠两端。
那时就连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央秘书处，也整出了十几个特务。康生所在的社会部也整出不少特务，那可是最机密的单位啊！当时的说法是：共产党员是铁的纪律，搞情报工作的社会部是钢的纪律。那些搞情报工作的人在延安平时比别人都高一等，结果也不能幸免。搞成这样，草木皆兵，真是不可思议。
抢救运动的收场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八月，抢救运动实在没法再搞下去。最开始有意见的是王首道、帅大姐，他们一批大概十来个人向毛主席写信。那时耀邦是总政组织部的部长，跟我谈过，他是自己在反 AB 团的时候有过大教训，几乎被杀掉，是冯文彬救了他，刻骨铭心。他找了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轻人，一逼供，就都坦白是特务了。于是他就找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大概师哲也有反映，还有各方面的反映，毛开始对自认为的“特务如麻”有所认识，特务总是有，但不是那么多了。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回来了，把“红旗党”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不再被关在窑洞里，让搞些生产活儿，纺线之类，还可以比赛，这就舒服多了。跟我现在住的这个楼并排的二十四号楼里有个原国家计委的负责人廖季立，已经去世了，他那时线纺得最好，是第一。我大概也在前几名。
大约在一九四四年初，停止了审问，开始甄别。保安处怎么办呢？工作人员只有那么多，就把一些虽然没有做结论，但认为基本上没有问题的人召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帮助做在押“犯人”的甄别工作。工作人员除我之外，记得有周建南、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黄先河（浙江人，地下党时同叶飞在一起的），以及住在我楼上的金树望。
丁东：这时恢复行动自由了吗？
李：在保安处内部有了自由，可以离开关押的窑洞，去办公室办公，住的窑洞的门也打开了。当时，重庆的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要来
延安参观，从报纸上的名单中我看到小学同班好友赵炳烺的名字，就向中央写信，说我可以对这个人做点统战工作。周恩来知道我这个人，见到这封信，到了六月份就把我放了。那个工作组一直存在着，保安处最后一批人是日本投降以后才放出来的，很多人并没有做结
论，作家黄钢就是没有做结论的。
大规模的抢救运动结束于一九四三年的八月十五日，这天中央发了个什么决定呢？《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这个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又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的、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这点，就不足以采取正确的方法、方针。“决定”指出，这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的分子都交保安机关处理的方针，而是采取首长负责制的、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说这个方针是毛泽东制定的。当然到最后加了一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原来并没有“一个不杀”，大概是后来毛发现他们要求杀人了，加上了这一句。由此，各个机关建立了反审机构，反审与保卫、社会部三个机关共同将审干工作搞完。幸亏毛泽东总结了过去打 AB 团的教训。他做报告时说：韭菜是可以割的，割了还会长起来，人的脑袋割掉了以后长不起来。所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做到“一个不杀”，只是杀人不是很多就是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王实味是被杀了，另外还杀了几个外国人。那几个外国人同我在一个窑洞关过，是哈尔滨的白俄，经过晋察冀过来的，可能是要到国民党区去经过延安，就被抓关起来了。
丁东：当时有统计数字吗，一共抓了多少人？
李：几百人吧，我估计保安处顶多有四五百人，窑洞一共只有那
么多啊。枣园可能还没有这么多人，那边的窑洞没有保安处多。从曾志写的回忆录看，党校一部将一部分窑洞变成监狱，大概各个机关都有这个情况，划出一部分窑洞关人。
丁东：现在研究当时的情况能不能算出一个比例，就是挨整的人
占到一个什么比例？
李：后来搞抢救，坦白问题的有百分之八、九十，《解放日报》编辑部大概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解放日报》把延安各单位，边区各个县里被抢救的，抓出的特务登出来过。前面提到的高梅是个有心人，她多年来记录了一份保安处被关押者的名单，共 205 人，实际关押的几倍于此数。名单中我认识的，包括曾同我关过一个窑洞的有（括弧中为解放后任职）：袁血卒（民政部副部长，是争取到国民党二十六军董振堂那个起义的一个人，二七年的党员，很老的同志，就住在我们这个楼，还没有去世）、魏伯（作家、文联副秘书长）、胡采（陕西省文联主席）、余明（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黄先河（浙江省统战部副部长）、陈雪莹（黄妻，一九四三年被假枪毙后神经失常四十余年，已去世）、李予昂（山东省副省长）、金浪白（黑龙江省委统战部长）、梁寒光（作曲家、深圳市文联副主席）、闫子祥（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局长）、李正光（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史泊夫（当过沈阳美术学院院长，油画家，高梅要是不写，我都忘了，跟我在一个窑洞里面关过，不爱讲话，鲁艺的，抢救运动被关起来，老婆、孩子在外面死了，葬在一起，他受不了）、陈新（建材部地质局局长，文革中被害死）、何定华（湖北省委统战部长）、廖季立（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又然（作家）、陈铁耕（木刻家，曾是鲁迅的学生）、高敏夫（陕北作家、诗人）、黄操良（在《人民日报》副总编任上被划为右派，1958 年 4 月 11 日自杀）、王怀安（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就住我这个二十二号楼）、于平（这人是武大毕业的）、袁静夫妇，袁静是《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还有带着小孩被关在里头的。还有四位“白俄”（即十月革命后逃到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后来同王实味一起被杀）。
从师哲的回忆录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这方面的考虑。一九四四年四月，毛泽东曾经找他和李克农、周兴谈话，师哲那时是周兴的副处长，李克农是康生的副部长。李克农我是很熟的，范元甄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解放》三日刊工作，曾经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建国不久就去世了。毛对他们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他们讲还有三、四十份。毛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师哲讲，他对这些一无所知，摸不出头脑，不像李克农、周兴是过来人。毛讲他自己的经验，还举了个例子，说，反 AB 团时每个犯人都要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的人正在搞逼供，我才知道 AB 团是怎么来的。逼供出的口供是不可靠的。
延安以外的抢救运动
抢救运动后来不单在延安搞，中央的文件和指示都同时发到敌后根据地。任仲夷跟我谈过太行山的情况，同延安一样厉害，他也被关了起来，逼供、抢救，直接打手是杨献珍。杨献珍当然后来觉悟了，没有跟着毛泽东乱来。
新四军的情况比较特殊，黄克诚接受江西教训，没有执行。他跟我谈过，他们那里开始抢救运动时，曾希圣的夫人被怀疑，是黄克诚帮助解的围。黄克诚在三师也是胡耀邦那个办法，先找几个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人来整一整看，结果一逼、一审，就坦白。黄克诚就坚决顶住了。黄克诚在江西肃反、打 AB 团的时候，差点被杀头，是彭德怀救的他，所以对这种瞎来他是刻骨铭心的。
丁东：延安搞抢救没有外界干扰，在敌后那些地方搞抢救，是在战争状态。
李：确实很危险的。
抢救运动的关键人物康生
抢救运动的关键人物我认为是康生。当然发起人，总领导是毛泽东，但是具体执行的还是康生。从这里，我想到毛同康生的关系。一九三七年以前，他们没有见过面，根本就不认识。康生是三七年底同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在莫斯科，康生是王明的副手。王明和毛泽东为什么都这样器重康生？到了延安，观察形势后，康生就倒到毛一边，而且是服服贴贴地倒过去，从此以后总是捧毛。毛就需要这样的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始终是毛的左右手，其实就是毛的打手。康生的很多特性恐怕和毛都差不多，只不过毛是土生土长的，他那一套是中国农民领袖的本色，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要当皇帝。康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苏共、斯大林是杀人的，托洛斯基就是斯大林派人到墨西哥去杀掉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些人也是在莫斯科被杀的，大概洛甫是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他对毛就不是完全服气的，他有他的想法和看法。博古虽然服从了毛，但服从的性质与康生不同，他是从心里承认了错误。记得在《解放日报》时我去博古的窑洞谈事情，看到墙上挂着毛泽东的照片，那不是摆样子的。但是毛不喜欢博古，他就喜欢康生，从来没有叫他做过检讨。康生的作用就是一直给毛帮忙，凡到搞要害问题都是康生出来。康生的随意胡作非为，可举一件事。赵建民写过，有一次康生对他说：“我看你就像个特务嘛。”一句话，就定了他的特务，就是这样子干的。毛就允许康生这样乱来。我认为毛泽东始终把康生当成他的一把刀子。
丁东：康生也一度被冷落过吧？
李：冷落那是解放战争时期，他被安置在山东赋闲。延安他不作检讨啊，中上层干部中厌恶他的人很多，毛也没办法。另外，还有一个抢救运动中康生使用的保安处负责人，叫郑什么，后来叛变了，还登了报，是很有名的一件事。解放初期，康生在抢救运动时十分器重的一个叫布鲁什么的人，保安处下面是科，这个人是科长，专门负责审问的，不知怎么回事，一九五零年被怀疑了，在广东关了起来，大概一直就关死了。这两件事让康生对自己也不是那么有把握。据说解放初期夫妇俩都神经错乱，可能实际上是装疯，不工作了。但是毛泽东还是给康生一个位置那里，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吧。到了一九五八、五九年，他又上来了，在庐山会议上就很凶了，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刀下冤魂无数，党里面吃过他的亏的人是无法数清的，我是亲身经历了啊。在延安抢救时，他就造谣，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幸亏李六如在，证明我父亲是一九二二年去世的。庐山会议时，他又继续造这个谣：“李锐对抢救不服气，他的父亲是被红军杀头的。”
半个世纪后的余哀
李逸民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那个时候在延安负责搞情报工作的王诤，就是后来当了四机部部长的，参加过长征，是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创建人。一九四四年元旦，带了一批被抢救过的人去找毛泽东，整整齐齐地站成一队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出来一看就明白了，讲了一番话，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高锰酸钾）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抢救运动的最后，毛泽东几次在大的场合赔礼道歉：你们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周兴也开过大会，也向大家敬礼，说搞错了。最后就那样地不了了之。但是很多被抓起来的人其实并没有就此恢复自由，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后很久，中央撤离延安才从保安处放出来。一些人虽然被放出来，却一直没有结论，或者只做了部分结论，留着尾巴。除了王实味，我知道还有一个杨乐如的惨案。
杨乐如是湖南岳阳做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一直当教员，曾经把他的一、两个学生送到陕北，自己是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到的延安，进了马列学院。四二年审干，被当特务抓了起来，一下子神经错乱。康生就认为这个人总是有问题，社会部的科长凌云（建国后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认为不一定。一九四四年王震南下时，凌云就拜托王到湖南了解杨乐如的情况。王震到了湖南平江，又南下广东，回来后讲这个人没问题，康生仍不理。一直到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边区，中央撤离延安，在撤退的路上把杨乐如杀掉了。凌云一直记着这件事，杨乐如的那两个学生也健在，为他证明，但是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一九八零年中央才正式行文通知湖南，对杨乐如作了公开平反的结论。
张克勤是一直到毛泽东去世，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做了结论。问题拖得如此之久，一个人的多半辈子没有了！
王实味的问题，幸亏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都活着，为他申诉，直到一九八二年中央组织部才在《毛泽东文选》的注释里面宣布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但是托派的尾巴还留着。后来王凡西在香港写了文章，回忆当年所谓托派的问题，又经过当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参与过王实味案子的温济泽的不断努力，这样到一九九零年十二月，王实味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人已经死了四十四年，儿子五十五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