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生活和工作
到达延安
记得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我同范元甄到党校大礼堂观看话剧《日出》预演，在大门口遇见小学同班好友黄乃，真是喜出望外。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日，我和范元甄随杨家岭大队离开延安。我们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被胡乔木留在中央青委
由于在重庆开中央青委南方会议同胡乔木有过接触，会后又同他一起到湖南转了一个多月，所以一到延安，我就被他留在了中央青委，搞青年运动史。以后，一直到离开延安也没有进学校的机会，一直是工作。范元甄则进了马列学院。
青委驻扎在大砭沟山坡上，那里盖了一排很小的木头平房，房子就靠着山坡，再往里伸进去就是窑洞，床就挖在窑洞里面。另外，还有几孔真正的窑洞。
同事中有在重庆开青委南方会议时碰见过的许立群，因此跟他关系比较深。我们叫他杨二，有时也叫羊耳（杨大是杨述，后来是韦君宜的丈夫，他们三人都是清华的，也都是胡乔木的部下）。另外还有武衡、于光远、李昌等人。我那时同他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兼职的，副书记是冯文彬，胡乔木也是青委的实际领导，秘书长是韩天石。青委设有宣传部、组织部，还有一个干部部。李昌是组织部长，黄华负责干部部，宣传部长是胡乔木。宣传部下面有两个科：宣传科和编辑科，我来后当宣传科长，编辑科负责人是杜绍西（后来在吉林大学当校长，关山复曾写文章纪念他）。编辑科负责编《中国青年》，编辑有许立群、杨述、韦君宜，还有陈企霞（后来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陈启霞）等。我这个科里有杨永直（后来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适五（陈企霞的弟弟，后来是新华社的副社长，李慎之的上司，他是搞英文的）、童大林，还有另外两个人，记不起名字了。中央青委这批人，特别是胡乔木、冯文彬，我同他们关系很深。胡乔木当年我是比较佩服的，他文笔确实不错，修改文章的功夫也很强。我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发表的几篇文章，他修改得很好，锦上添花。冯文彬住的窑洞比我们多一个，书很多，我在他那里看到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书。一九四九年初南下的时候，我们从东北进关，那时黄克诚和王首道在天津组织湖南省委班子，我也由中央组织部派往湖南。冯文彬就逼着王首道，让我到湖南当青委书记。我当然坚决不干了。一九八四年我从中央组织部退下来，冯文彬又来找我编中共组织史资料。我问他：你这个事情属于谁管？如果是胡乔木管，我就不干。因为那时胡乔木兼管着全国的省志、县志。他说这事是耀邦管的，跟乔木没有关系。我说那我可以参加。之后，实际上就是我管了，他让我一个人挂帅，自己就退下来了。从这两件事情看，冯文彬对我是十分信任的。
在中央青委时，我曾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替韦君宜写的，用的真名李锐。那个时候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干部对妇女是老封建，边区的妇女没有地位。韦君宜收集了很多材料，想写一篇有关文章。她认为由她写不好，想找个男同志来写。我就说那你把材料给我，我来写吧。文章就是谈如何正确对待妇女。王明那时是中央妇委的书记，看了这篇文章后很赞赏，还约我和范元甄谈过一次话。当时王明在大家的印象中还是正常的，他在女大讲马列主义的课，我去听过一次，人挤得满满一堂。这个人口才很好。
我在《中国青年》写过的文章还有：《大后方的大学生活》、
《国立师范学院的情况》（那个学校就是钱锺书写《围城》的背景）。那个时候延安有好几所学校，还有一些部队的干部训练班，我记得青委组织了好几次，让我到几个学校报告大后方青年、主要是大学生的情况。
我还写了一篇《綦江惨案》，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綦江在重庆附近，很大的一个镇子，国民党在那儿办了战干训练团，像我们办抗大一样。他们在里面发现了共产党的活动，杀了很多人。这个惨案在重庆引起很大震动。
这里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天翻看我女儿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发现她写了她母亲范元甄在延安宪政辩论会上获胜的事情。那个辩论会在延安是个很大的事儿，国民党当时公布的宪法共产党也是拥护的，延安就搞了个宪政讨论，一方代表共产党，一方代表国民党进行辩论。那次辩论会我没有去听，范元甄后来给我写信说她那天极其成功，辩论完了，得到王明、董老、吴玉章三个人的夸奖。南央写的文章说是她妈妈代表国民党10。 陶铸的夫人曾志写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记述了这次演讲比赛，但是与事实有所不符，我母亲曾多次打电话给陶斯亮更正她母亲的记忆，陶斯亮后来代她母亲致了歉意。——编者注
调入《解放日报》
一九四一年二月，胡乔木被调去当毛泽东的秘书，蒋南翔接任了青委宣传部长。不久，延安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精简机构，中央青委缩小，黄华调任朱德政治秘书，冯文彬到米脂县当县委书记，李昌到晋西北的兴县当县委书记，我则在秋天被博古要到《解放日报》，中央青委最后也就剩下五、六个人了。应该讲，当时的精减对于延安是一件非常大的事。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发给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十六万军费没有了。过去这个经费都是由延安花的，养活的人很多。陕北地方穷，只能靠征粮，出产一些井盐卖出去。
丁东：听说还种鸦片？
李：是种过鸦片，但那是后来的事情，是李鼎铭11建议的，井岳
秀军阀统治时代，靠种鸦片维持。精减机构之后，抗大搬走了，女大取消了，马列学院也取消了，陕北公学早取消了，学校都精减下来了。机关像青委、妇委，原来好几十人的就都只剩下几个人了。
博古原来就认识我。一九三九年六中全会后，博古到过湖南邵阳，参加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的文件。会议之前，湖南省委叫省工作委员会，会议后就正式成立省委。当时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又兼青委书记，会议是我做事务主管的，我们在一起呆了十多天。在重庆开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博古向会议作过报告，并看过我写的工作汇报，对我有了解。青委精简，他就把我调到《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正式开办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是九月份被调去的，记得已经不能穿短袖衣，有点秋天的味道了。
博古是社长，他比我大十岁，一九零七年生。当时另一负责人是李鼎铭：（1881 年—1947 年）原名丰功，字耔（一作芷）香。陕西米脂桃镇桃花峁人，出身农家。1903 年赴绥德应试，考为廪生。1913 年利用临水寺开办一所国民小学，兼任校长，后又在桃镇创办了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教书十余年并开办中医馆。1941 年夏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从《救国时报》过来的。《救国时报》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一份中文报纸。总编是杨松，他大概是一九零六年生的。现在人们不知道杨松这个人了，湖北人，从莫斯科回来的。杨松负责主编一版，兼管社论。副总编余光生，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一九二八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铁路、公路建设硕士，一九三二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来也到《救国时报》去了，三九年回国，解放后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丁关根作过他的秘书）。二版是国际版，主编曹若茗，广东人，年纪和博古、杨松差不多，曾经在《救国时报》工作过。以上这几个人都是国外回来的，三十几岁，算是报社年龄最大的，其余我们这些人都是二十几岁。国际版编辑我记得的有四个人：吴文涛，北大英语系毕业，到延安比较早，原来《解放》周刊的编辑，后来新华社开放对外广播，他就调到那里主持日常事务了，解放以后在外文局当过局长，听说被打过右派，比我大四、五岁，是个有思想的人，现在还写书。王揖，后来当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还有吴冷西和邓小平的弟弟邓垦。我是在三版——国内版当编辑，主编吴敏（后来用原名杨放之），当过国务院专家局局长。他原来在《新华日报》工作，那时从重庆《新华日报》调回延安的人很少，可能与他的人事关系处理得不好有关。编辑中老的有张映吾，四川人，四川大学毕业，现在有时候还会碰见他，一直编《世界知识》，是主编或是副主编。还有叶岚，这个人后来离开了边区，抗战胜利后就没有下落了。再有就是余宗彦，浙江诸暨人，解放后在总工会当过宣传部长。他原来是《解放》的编辑，曾经在南京监狱当过管理人员，替我们党和坐牢的人通风报信。这是个好人，没有太高的学历，但是很有头脑，笔头子也好。国内版主要就我们这四个编辑。四版上半部是陕甘宁边区版，记得似乎是邓有惺负责，他的姐姐和姐夫就是办《新民晚报》的邓季惺、陈铭德。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来延安参观，离开时，他跟记者团中《新民晚报》的主笔赵超构到重庆去了。后来调来了赵守一，胡耀邦时代赵守一当过劳动部部长，耀邦在陕西工作挨整的时候，赵是他的副书记，现在在中央妇联工作的赵地，是他的女儿。赵守一是从西北局调到《解放日报》学习，为将来回边区去办报纸的。下半部文艺副刊是丁玲负责，编辑有陈企霞、黎辛、周立波，立波调来的晚一些；丁玲离开后，由舒群负责。《解放日报》所有的编辑加起来就这么十来个人。资料室的人和记者比较多，现在记得的有后来从重庆来的田方、莫艾。田方建国后在国家计委工作，当过习仲勋的秘书，跟我观点一致，是反对建三峡的。莫艾报导吴满有出的名，毛找他谈过话，后来成为新华社的大记者。还有一个有名的记者，海燕，他是原来《新中华报》的，曾是《解放日报》采访边区最有名的记者。整风前夕，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挨整了，就跑掉了，对延安的生活不习惯，主要是政治生活不习惯。这个人出去后没有进国民党，在外面也还是同党有一定的联系。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时，他还到长沙来过一次，我们见过面，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了。12
报社驻在清凉山（有个小龙门石窑，变成排字房），办公室是三孔大石窑洞，南北向的，山梁底下，正面三个门，比较宽，中间窑洞有个过道与两侧的打通。资料室占了另外一个大窑洞。记者们占了半个窑洞,文艺、边区半个窑洞，国际、国内一个窑洞。一个窑洞里六张对面坐的桌子，坐十二个人。石窑洞地面铺的是石头，冬天从外面烧地炕。我们的住处在另一个山头的窑洞里。编辑部的三个大石窑洞旁边，靠山坡内通的两个土窑洞是博古的住宅。下山的山坡上盖了两个小房子，是博古的厨房，单独一个厨子给他做饭吃，那时候中央领导人吃小灶。
我在第三版国内版主要负责写“辟栏”文章，就是占住版面左边一个栏目，三千字左右，就算是长文章了。有件事值得一提，在《轻骑队》上我还就此写过一篇杂文，事关我刚才讲过的国内版主编吴敏。他对下属压得很紧，不发挥你的积极性，一切都得照他说的办。我是国内版四人中最后一个调进去的，去了以后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一
《解放日报》改版和它的历史作用
《解放日报》创办之前，延安是没有日报的，有过一个《今日新闻》，就是把收到的外电照录下来，给大家看看，连标题都没有。再有就是《解放》、《新中华报》，还有《军政月刊》、《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杂志，精简机构时都取消了。党的内部有电台，但是党的政策、方针对外的及时传播，对人民和全党的教育，党的政策、指示、领导精神的贯彻，确需要有一张自己的日报，有一个自己的宣传阵地。所以在一九四一年的五月，党中央决定创办《解放日报》。恰在几天之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
《解放日报》的前身是《解放》和《新中华报》。《新中华报》是四开三日刊，《解放》是每周一期。机构精简时就把这两个报刊取消，变成一张《解放日报》。在制度的操作上是精简机构，但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解放日报》开初是对开两版，后来很快就扩成四版了。我的印象是，《解放》和《新中华报》的影响远不如后来的《解放日报》，因为《解放日报》还带着成立了新华社，新华社可以对外发电稿，收录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日本同盟社、德国海通社这些大国新闻机构的电讯。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底，可以每天发布自己的新闻了，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新华社还有口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范元甄的朋友徐瑞彰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个播音员，播音名叫麦风。共产党对外的宣传和对内的教育，办《解放日报》应当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有某种战略意义。通过这张报纸，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为，以及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解放区所从事的从军事到政权的建设，使得共产党成为同国民党平起平坐的政党。《解放日报》的地位和作用跟重庆的《新华日报》还有所不同，《解放日报》不但代表了共产党，还代表了中国的小半边天，这种局面和这种心态在过去是缺乏的。王明主持的统一战线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抗战初期是以国民党为主的。王明有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把共产党放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日报》开办的初期，也还是沿袭了王明的传统，以宣传他人为主。第一版刊登的是世界要闻，几乎全部是苏德战争消息；第二版国际版更不用说了，还是外国的事情，实际上是西方各个通讯社的传声筒，照登原电，第三版国内版以国民党区为主；维持中国城市报纸的传统，天天有社论。有一份资料叫《延安<解放日报>史》，那里面有一个详细的统计：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七个半月的时间，发表了二百一十七篇社论，而这之中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外关系、各国动态的加在一起，共一百三十九篇，占了 64%；有关解放区以外国民党区的抗战形势的三十八篇，占 17%；自己根据地的、解放区的三十六篇，占 16%；属于共产党本身的社论，包括发刊词、党的活动，只有四篇，就那么一点点。
丁东：那时候的社论一般都是谁写呀？
李：主要的社论开始是杨松写，后来有个社论委员会，编辑部的
工作人员也写，但是写的比较少。只有第四版的上半部边区版有一些反映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下半部是文艺副刊。版面的安排就是这样，从创刊到四一年年底，报纸就是这么个报纸。严格地讲，不是共产党自己的报纸，只是一张反映国际、国内动态的城市报纸，偶尔有点共产党的事情，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次要的地位。
当然，外面的消息需要反映进来，但是不能把自己放到如此次要的地位，好像对国家和战争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同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的雄心壮志，培养共产党人的意气、志向，以及革命策略来讲都不协调，《解放日报》的改版势在必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直接促成了改版。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毛泽东为党校开学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解放日报》只在三版下角发了一个三栏的小消息；紧接着三月份，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解放日报》还是登在三版的角上，一个很小的标题，这个我印象很深。将毛泽东这么重要的两个将整风推向全党的报告登在三版，使得他非常生气，认为《解放日报》非立即改版不可了。
改版座谈会是三月三十一日开的，朱老总、贺龙、王震、罗迈
（李维汉）等，大概有二、三十人参加，文艺界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萧军、舒群等人也都去了，《解放日报》去了六、七个人，我在其内，还有边区的人。座谈会上，贺老总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震也大讲批评的话，但还没有谈到王实味的问题。博古作了检讨。座谈会后期，康生作结论，提出了托派问题，弄得人们十分紧张。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是反对平均主义，我曾经在文章里谈到过我那次对毛的不满。他是怎么讲的呢？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穿的是外面进来的机织布做的衣服，吊口袋，就是解放以后中山装那个式样的。一般干部穿的衣服是用边区的直纹土布做的，很粗糙，染的颜色也很差，口袋不是吊着的，就是一块布贴在上面。王实味在他的文章里面写了这种服装上的等级差别，丁玲的文章也批评了老同志搞特殊化。所以毛在讲话中一开口就这样说：“我晚上看书是点两根洋蜡（延安一般干部是用灯芯点的小油灯），我就穿斜纹布，吊口袋。”两只大拇指往上一翘，那个神气，反正我受不了，心里想：你们这些人辛辛苦苦长征，年纪比我们大，吃过那么多苦，生活应当好点，谁也没有意见。我们办《轻骑队》，丁玲写《三八节有感》，绝对不是对那些生活小事有意见，谁也不是要同你们来平起平坐，主要就是不满意那个时候不民主的等级制度。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很自大，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隔阂。所以开完会我就跟胡乔木谈，对毛的讲话很有意见，你在这个地方讲这套话干嘛么，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同你们比这些东西，认为毛这样讲很幼稚，他把大家的意思搞错了。乔木当时听进去了，说以后同我谈。但是接下来因为各忙个的，他也没有找我再谈过。
改版之后，给人们的感觉是《解放日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康生传达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大标题登在头版头条；过去只能放在边区版的劳动模范事迹，放到头版头条了。富农吴满有，还有工人劳动模范赵占奎的事迹，文章都是在头版发的。这就是报纸以我为主，以解决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后来改称“解放区”）的问题为主，即以我共产党天下为主，其他都是次要的了。同时，这对干部作风的改变也起了“实事求是”的作用。通过报纸的宣传，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
在《解放日报》写的文章
调到《解放日报》工作，特别是写文章，对于我可说是驾轻就熟。在高中，我在班上办过墙报，是主编；一二·九运动时，我负责办过两期《救中国》校刊；一九三六年暑假回到长沙，又和魏泽同几个人办《湘流》三日刊；抗战初期在山东、徐州，我编过救亡刊物；在中央青委时也写过几篇文章，刊在《中国青年》上。譬如前边提到的那篇受到王明称赞的《对待妇女应有正确态度》。因此进《解放日报》之前，我的文字能力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也有些办刊物、报纸的经验。
我一九四一年九月份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了一年半，四三年四月初被抓进保安处，四四年六月放出来回到报社，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离开延安。因此实际算起来，我在《解放日报》也就工作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和社论，约有四十篇。我写文章的特点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收集到的情况、资料，认为极有意义和有必要报导宣传的，题目由自己出，不等上级指示。这四十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反映国民党区的情况，主要是学校、青年、教育的情况，写国民党如何反动、迫害青年，揭它的短；一类写敌后区各种残酷的情况；一类是宣传解放区，这是主要的，宣传解放区本身的建设、军事、经济、政治形势。特别是到了四四年，偏重于军事，写过几篇很重要的战局分析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还没有失守以前，我就写了一篇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谈到香港的地位和作用。王家坪总参的人还问过博古：你们从哪里找的一个军事评论员，写这么厉害的好文章？不夸口地说，那个时候我写的文章，每一篇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小则给读者提供情况和信息，大则甚至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都产生过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介绍劳动模范吴满有的那篇社论
《开展吴满有运动》，推动了整个解放区开展生产运动。还有一篇《农民在解放中》，写整个解放区的阶级关系、阶级情况的变动，农民得到土地，地主阶层缩小了。
我刚从保安处放出来，就大写纪念抗战七周年的文章。报社决定系统地介绍各个解放区，我负责写晋察冀和山东（记得由丁玲写晋冀鲁豫，张映吾写晋西北，周立波写新四军）。晋察冀的那篇，题目是
《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山东的题目《新山东的成长》，都是以整版的篇幅发表的。写晋察冀边区时，我查看了很多有关的资料（当时资料室有各解放区出版的报刊等），还访问过聂荣臻。那时候有个《晋察冀画报》，一打开封面，就是聂荣臻的大照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彭真的，大概因此在延安引起议论，对聂有些不好的影响。我到党校去采访彭真时，他的夫人出来说他有事情，不能见我。最近看到韦君宜的《思痛录》，才知道有原因。韦君宜夫妇是从绥德回来的，在绥德他们被抢救过，回到党校以后，彭真就把俩人安排住下来，他们就跟彭真讲：抢救也不能乱抢救嘛，彭真说：至少我们党校揭发中总还发现个别是对头的，比如有个李锐。原来党校搞抢救的时候，正在那里学习的我的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魏泽同咬了我，魏在成都当过市委书记；当时四川的地下党被认为是“红旗党”，省委书记周凤平自杀了。彭真认为我是真有问题的人。我去采访彭真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从保安处放出来以后，他可能怕我对他有所质问，所以不想见我。写山东的文章时，我访问过朱瑞。朱瑞原来是山东的书记，刘少奇去后批评了他，让他作了检讨，由罗荣桓接替担任山东书记。朱瑞后来在辽沈战役中牺牲了，是炮兵司令。朱瑞这个人非常好，他跟我谈他在山东的缺点、他的检讨，还跟我谈到一个人，叫葉可泽，被当作托派分子杀掉了。山东杀托派杀得很多，他讲那个托派是不应当杀的。一九三八年初，我在徐州工作时，这个人在我领导下工作过，不是党员。从他那里我搞清楚了自己被抓进保安处，被抢救的问题之一，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托派咬我，说我也是托派。我们从这里谈起，不止一次地谈到新山东的成长，山东的胜利，山东的军事实力等。由此，我还写过两篇有关山东的社论《山东捷报》、《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
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为我出过一本书《窑洞杂述》，封面上的四个字是黎澍题的。这本书就是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汇总。全书二十二万字，除了一篇解放战争时期写的《热河土地关系概况》，及建国初期在湖南写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个题目现在看来不恰当）、《蒋介石为什么参加抗战》、《记邯郸战役》三篇外，其余全部是在延安，又主要是为《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有纪实、通讯、报导、文学，还有社论等多种形式。可惜还没有收全，遗漏了几篇。大概只有发在《中国青年》上写妇女问题的那篇和一篇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后写湖南地形、物产概述的文章，署的是李锐，其余都是用的笔名。我在延安有六个笔名。
丁东：当时别人也用笔名吗？
李：丁玲、黄钢那些文艺界的人在延安是不用笔名的，许立群好
像也不用笔名。我那时为什么要用笔名呢？一是为了保护家人，因为国民党有人在延安，怕传到后方，我的家人受影响。我的原名叫李厚生，李锐是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但是在湖南做地下工作时就开始用了。二是自己在《解放日报》工作，近水楼台，一个人发表那么多的东西不像话，所以就用了六个笔名。
收入《窑洞杂述》一书中其他几篇我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是：《晋察冀边区的政治攻势》、《晋察冀的民兵》、《加强对伪军的工作》、《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攻势》、《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解放区的水利事业》、《迎接新局面》等。发表《水利事业》这篇社论时，第二版整版是我收集的有关统计资料，还有一篇《防旱与水利》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毛泽东写七大报告都有过影响。《迎接新局面》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召开前写的，那时《解放日报》重要社论的标题字号大，一般社论的标题字号小，而《迎接新局面》的标题用的是特大号字，《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也是。《迎接新局面》中有这样的话：“目前，解放区战场的整个形势有什么新的特点或重要标志呢？首先，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我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下，敌人终于敌不过我军民长期的围困、破坏和不断的攻击，而开始被迫自许多中小城市撤退了。对较为次要的交通线如白晋铁路，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治安状况极为不良’，而忍痛拆除了沁县至长治一段。……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特点，即各大战略解放区内都被分割的局面在逐渐改变。……开辟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地区。”
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特别是一些统计资料，像《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完全是我自己收集的资料。另外还有一篇，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这篇社论很长，是我写的初稿，经陆定一修改完成的。因为他增加了不少内容，我不便收入自己的书中，但是现在的《陆定一文集》也没有收入此文，十分可惜。这篇社论论述了整个形势，在当时是很厉害的。我记得最前面的一段话是陆定一改的，我给你们唸一下：“三年半前被蒋介石以所谓破坏军力、军气、民意宣布为叛军的新四军，不仅一直坚持着华中的抗战，而且最近半年来屡次出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新四军的节节胜利，对于半年来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口口声声强调的失败主义，有利于日寇不利于我方的军力、军纪，这是一个严重的揭露，适时的讽刺，对中国人民提高胜利的信心，对盟国击败日寇的战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即日本的侵略者和中国的蒋介石。日本人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而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的命运》（他发的小册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血洗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干出自动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侵略者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十年来没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这手做得好。”我记得这段是陆定一改的，我没有这么大的气魄。
我在《解放日报》还写了三篇辛亥革命重要人士访问记。一是张曙时，辛亥革命江苏的有名人士，博古熟悉他，当时正好在延安，博古就让我去访问他。二是林老林伯渠，是我自己想访问的。三是李六如，这篇没有收入《窑洞杂述》。还有两篇，编书时觉得味道不大，也没有收入，现在想想，还是应该留存一套完整的资料为好。我在
《解放日报》上没有写过什么杂文，杂文都是贴在《轻骑队》墙报上的，有些很有影响。如萧平（当时是《中国青年》编辑）一篇批评延安不民主的生活，我有一篇是批评萧三的。萧三见过列宁，回到延安后，言必称苏联，谈高尔基。他的诗人名气很大，常在报纸上发表诗作，可我们看不起他的诗。题目我还记得是《想当年》。许立群写了一篇批评萧军的。那期《轻骑队》影响很大。我在路上碰到李富春，他说：“李锐呀，你好尖锐呀，批评萧三啊！”那个时候《轻骑队》墙报有一条：必须署真名，不准用笔名，我都是用真名写的。
这些文章总起来讲，我当时注重的都是事实，没有什么空话、套话；现在再来看，也只有个别的文字需要修改。我觉得自己当年在《解放日报》写的文章确实是可以传下去的。这四十几篇文章可以说明我这一生在这个比较重要的工作阶段表现是不错的，在报社起的作用是比较突出的，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正因为如此，日本投降以后，党中央最早决定将中央机关搬到冀热辽，联系东北与华北，李富春去打前站，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去了以后首先就要办报纸，富春向博古要人，报社那么大，那么多人，博古点了我，让我去。
丁东：是博古推荐，还是李富春点名要你去？
李：我估计是博古和陆定一推荐的，因为我从保安处出来以后，博古找我谈了一次，讲了对我的基本看法，向我表示，他们当时是不
赞成把我抓走的，但是没有可能顶住。
在延安结识的朋友
我同胡乔木的关系就不用说了。我和韦君宜是在延安青委时共事的，关系一直很好。她去世前，我去医院看望，已经不能说话了。许立群原负责编《中国青年》，机关精简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抢救运动”时，被邓力群抢救过，解放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晚年有神经错乱症，他一直被邓力群利用，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在中央青委宣传科负责时，科内的三个人：杨永直、陈适五、童大林，杨后来也调到《解放日报》当编辑，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受过迫害，已去世。陈是陈启霞的弟弟，英文好，调到新华社当翻译，解放后任新华总社副社长，已去世。童大林当时管《轻骑队》，思想很解放，后来在宣传部工作。
我到了《解放日报》后，同田家英的交往比较多了起来，由于负责“辟栏”文章，管评论、管国内，田家英写了文章就交我。这时也结识了丁玲（后来还有陈明，我们现在还有往来），她同我详谈过被捕的情况和到延安的经过，在南京金陵大学教书的方令儒帮过忙。丁玲比较听毛泽东的话，当然有独立思考的一面，但是也被打成了右派，还是很大的右派。丁玲最后平反作结论时，有很大的阻力。关于为丁玲彻底平反，张凤珠写过一篇详细的文章《为丁玲“洗冤”》（刊《大哉李锐》一书）。我那时在中组部工作，习仲勋、宋任穷、胡耀邦，我们几个人商谈，都认为应彻底平反，不留任何尾巴。所以丁玲去世以前对陈明讲：“我可以成佛了。”她去世前我到医院去看望过她。
刘祖春也是在《解放日报》认识的，文革期间，陶铸当中宣部长，他当副部长，后来调到北京市当宣传部长、副书记，已经去世了。刘祖春是北大的，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与沈从文同乡——湖南凤凰人，跟沈关系很好。他在北大时就写小说，后来湖南将他抗战前写的小说编了一个集子，出版之后，送了一本给我。还有余宗彦
（他的爱人就是陈四益的姑姑），同我思想一致，是好朋友。一九四二年整风前，杨松去世（登在一版社论地位的《杨松同志传略》是我写的）。陆定一到《解放日报》当总编辑，我们的关系十分深，到了晚年见面，可说无话不谈。二零零六年《炎黄春秋》上，曾发表我的一篇《陆定一党是国是访谈录》长文。他是赞成多党制的，反对一党专政，从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些都是我在《解放日报》结识的朋友，这些朋友应该说都还是比较有头脑的。
我在延安还有一个朋友：黄钢，湖北人，是写报告文学出名的。他也被关过保安处、被抢救过，后来跟我一起到热河报社当副总编，他的家庭成员中很多人都是党员。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北京后，黄钢还同他爱人一起积极给我介绍老伴。
我在保安处蹲监狱的那一年多，也结识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周建南，我们俩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去世。现在住在我楼上的金树望两口子也是保安处的朋友，金老后来跟我一起编组织史资料，他是二九年的党员，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监狱里还有一个朋友，很早就去世了，是作家魏伯，他跟胡采很熟（胡采后来是陕西省文联主任）。胡采在国民党庐山训练团呆过，那时凡是从国民党嫡系出来跑到延安的人都抓，他是由于同胡采的关系被抓的。在保安处这类人是上铐的。魏伯就是戴了脚镣、手铐的。我没有戴过脚镣，只戴过手铐。
我同这些延安时期结交的朋友保持了一生的友谊，我觉得很不容易。
延安的物质生活
我和范元甄刚到延安没有分配单位前，住的是招待所。那是一个很大的窑洞，我们俩睡在窑洞最里面的一张床上，外面还住着另一个人。
离开湖南时，我的大姐为我做了床很好的大被子，我带着去了延安。同车的胡乔木对我们很照顾，经过西安的时候，从八路军办事处那里为我要了一件棉大衣，所以在延安的冬天里，我还有一件棉大衣穿。记得我还有套西装。因此刚到延安时，衣服、鞋都没有问题。
饭是小米，非常粗糙，不是我们现在买的这种小米。菜呢？一年四季主要就是吃豆角，豆角都变黑了，还有土豆，基本上就是这两样东西煮成汤，上面漂着一点油。有时一个礼拜吃到一次馒头，一、两次肉。延安盐是足够的，因为边区产井盐，这就比江西苏区时代要好得多，那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盐吃。开饭的时候，有“小鬼”，就是农村出来的十来岁的孩子给我们打饭，盛饭的钵子是用四方形的装煤油——那时叫洋油的那种白铁桶割成两半做的，一头盛小米，一头盛菜汤。
一年发一套单衣，没有衬衣衬裤，光一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裤；没有鞋，自己的鞋穿破了，就打草鞋。牙膏更没有了，可以买到牙粉。那些老延安穿什么呢？中央青委原住的地方对面就是女大，记得到延安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女大合唱团表演《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指挥，他就穿一件光板的羊皮大衣，那算是比较好的。延安的老红军们都经历过极其艰苦生活的锻炼，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然没有经历过那种锻炼。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虽然比较困难，但还是丰衣足食，吃白米饭长大的。延安没有洗澡设备，洗澡很难。范元甄对这种生活很不习惯，第一次吵架，就是因为我对她的娇气很生气。我们到延安第一要过的就是生活关，要习惯延安的衣食住行。确实有些青年人吃不了苦跑掉了，范元甄的一个中学同学朋友就是这样离开的。当然她还是坚持下来了。范元甄在《新华日报》工作时，周恩来、邓颖超都很关心她。我们离开重庆时，周恩来不在，回来后听说我们去延安了，很有意见。后来，周恩来给她写过信，邓颖超也问要什么东西，我们就要了一个搪瓷缸子。为什么呢？因为搪瓷缸子既可以喝水、漱口，冬天还可以热菜、热饭，我们就要了这个东西，邓颖超托回延安的人带给了我们。解放以后，范元甄还用万全的笔名，以这个搪瓷茶缸为题写了一篇散文《搪瓷茶缸》，发表在
《人民日报》副刊上，后来被收入到《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中。那个搪瓷缸子在延安确实是件很实用、很珍贵的东西。13
那时延安当地就产小米、土豆，产量也低，外面进来的东西很少，经济十分落后，一下子涌进了好几万人，物资更加匮乏。当时，我们一个月发一块钱津贴。后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我们过去都没怎么劳动过，这倒是个锻炼。开荒整天都在山上，那个山头是乱挖的，不像南方修梯田。小米种子撒开，一亩地十几斤种子，只能收四五十斤，产量很低，完全靠天吃饭。纸张也非常缺。《解放日报》用的是马兰草纸——一种当地产的、用马兰草做的纸，黄颜色，字印不太清楚。完全没有稿纸，一个月发一点油光纸。信封是自己用马兰草纸糊的，收到信后，我们一定把信封拆开，翻个面糊起来，再用一次。钢笔、墨水、铅笔也很少。那时延安内部通讯有自己的交换站，对外就是国民党的邮政局。
在延安住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点碳火，延安有木炭、有煤，这个不成问题。我到现在的生活习惯受延安的影响很大，比如对生活用品包括纸张的使用都非常节约。用水也是如此，洗脸、洗澡水都存起来，冲涮马桶。抢救运动中我被抓进保安处，一年零两个月的监牢生活，更是经历了生活锻炼。延安那时的监狱也是窑洞，铺着草睡在地上，被子是自己带的，其它一切都是公家的。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光，
《搪瓷茶缸》一文里并没有写明这个茶缸是周恩来夫妇送的，说是一个朋友助买的。我向父亲核对，他很明确地回答：那个茶缸确实是周恩来夫妇送的。我想，母亲那样写，大概是不想用这件事炫耀吧。——编者注
全穿上黑衣服，还剃成光头。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洗大衣。在牢里关着，没事干，穿的大衣很脏了，一天下大雨，窑洞前坑坑洼洼，积水很多，我就用杯子把水舀到脸盆里（自己的脸盆，延安那时盛菜、洗脸、洗衣服，都是用的黑瓦盆），把大衣面子拆掉，洗干净，晾干后又缝上。延安六年，监狱生活一年多，养成了比较节约的习惯。
延安的夫妻生活
在延安拥有什么样的夫妻关系呢？记得是一九四零年的上半年，范元甄怀孕，后来早产了。接生的护士来晚了，婴儿被胞衣闷死,我和杨永直一起把小孩用布包起来，到窑洞山上挖了个坑，埋了起来。延安是不赞成生育的，确实养不起孩子，而且被拖累得很厉害。高层的人有服务员给带，高级干部的孩子大了可以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生的孩子很难进保育院了。我们这些吃大灶的人，本身生活就比较艰苦，有了孩子就更困难，所以一般都不想要孩子。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那时延安有个中央医院，在陕北公学与中央保育院之间的李家瓜村旁一个山沟口，离我们工作地方有十多里，柳树店还有一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更在三十里外，条件很简陋，有个苏联医生。反正在延安生孩子、养孩子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记得我们在清凉山上也有少数几个人带孩子，很艰难。范元甄后来又打过两次胎，影响了她的工作、身体、生活等等，使我觉得很对不起她，在我们夫妻生活中，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总觉得有点亏心吧，所以凡事总是迁就她，自己一直处在一个“有愧”的地位。
延安时期，我和范元甄两个人一直不在一起工作，过的是礼拜六的生活。礼拜六晚上一方回来，礼拜天晚上或礼拜一一大早再离开。范元甄开始在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成立了党中央政治研究室，她就调到了那里。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任弼时，副主任是陈伯达。邓力群、廖盖隆、田家英、周太和、成全、王里夫妇，我家楼上的刘明夫两口子等，也都在那里工作。研究室有国内、国际两个组，范元甄是国际组的。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思想上就有过交锋。整风开始后，研究室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整天学习，开批判会，专门搞整风。《解放日报》不像他们和别的机关，可以什么事都不干，整天整风、开会，我们要照常天天出报，工作很忙。整风的时候俩人不在一起，范元甄对我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她的观点左一些，开始整风后，我们有短信往来，这在她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我被抓到保安处后，检查的人把信一本本地订起来，她的信写得比我多，我的信比较短。现在回想起来，生活中的分歧，除衣食住行、怀孕引发的矛盾外，主要是延安整风以后思想上的分歧。不过那时俩人的关系还不能算坏。我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写了一幅字，就是鲁迅的那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记得范元甄还挂在她住的窑洞的墙上（我和范元甄延安时的通信，大女儿南央都收进《父母昨日书》中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从保安处放出来，出来之前博古对范元甄讲：你和邓力群之间发生的事情，绝不能跟李锐说，这件事党有责任，把李锐抓了起来，搞得两口子分开了，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李锐受了冤枉，刚刚出来，不能再出问题。我记得我出来后的第一个礼拜六，范元甄没有回来，让我到她那里去。那天晚上没有睡觉，范元甄对我谈了她和邓力群的关系，说他们两个人感情如何好。我马上起身说：那好，我同意你们，我们两个分手。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记得回来后，还给李富春写过一封信，告诉组织上，我同意与范元甄离婚，请党不要干涉。李富春还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样我们两个人就分手了。
那时正是“七七”事变七周年。为了纪念抗战七周年，我赶写了几篇大块文章，工作非常紧张，也非常累，加上范元甄的事情——俩人如此离了婚，心情当然不好。突然发高烧，四十度以上，被送到中央医院。诊断说属于伤寒类的病，四十天没有退烧,确实非常危险。住院期间，医生不允许探视，范元甄去过一次，医生不准她进去，她探头看了一眼。后来是用输血的方法退的烧，《解放日报》好几个同志为我输了血，记得有丁济昌（后来是《人民日报》副社长），还有范元甄的朋友夏英喆（高扬文原来的夫人，后来担任过北京市统战部副部长）。这是我在延安一次最大的生命危险。
后来我跟范元甄复婚，主要是夏英喆起的作用，她一直跟范元甄住在一个窑洞，她劝我与范元甄和好。范元甄自己说，蔡畅也作了她很多工作。一九四五年的下半年，经过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个月的批判大会，范元甄和邓力群的问题做了组织结论，范元甄将杨尚昆做的那个结论，用工整的毛笔字抄了一份给我，表示她对这件事情彻底地认识了，接受党的决定。那个决定只是附带地批评了她几句，主要是批判邓力群，讲得很厉害。我们俩人复婚后，博古就把她调到了《解放日报》，这样我们两个人才生活、工作在一起。对于这次复婚，黄乃和刘祖春都是不同意的。
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无论对自己能力的培养，文字的也好，尽职尽责也好，还是生活经验、为人处世，都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特别是保安处的那一年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没有那一段经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在秦城监狱呆的那个八年，不会那样理智、头脑健全地熬过来。